心理学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非常有影响力的实验，它阐述了儿童是怎样习得攻击行为的。这项研究是阿尔伯特·班杜拉和他的助手多萝西娅·罗斯以及希拉·罗斯于1961年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的。班杜拉被视为“社会学习理论”心理学派的奠基人之一。社会学习理论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人格发展的主要因素，比如，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和老师等重要人物强化了你的某一行为而忽视或惩罚你的其他行为。班杜拉认为除直接的鼓励和惩罚之外，行为的塑造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即可以通过简单地观察、模仿其他人的行为而形成。

研究者计划让儿童分别观察两名成人，一名表现出攻击行为，另一名不表现出攻击行为，随后在没有榜样出现的新情境中对儿童进行测试，以了解儿童在多大程度上模仿他们观察到的成人攻击行为。依照这种实验操作，班杜拉和他的助手们作出了四种预测。

1.观察到攻击行为的被试不论榜样是否在场，都会模仿成人做出类似的攻击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明显不同于观察到非攻击行为或根本没有榜样的被试。

2.对于观察到非攻击行为的儿童，他们的攻击性不仅比观察攻击行为的儿童更低，而且也明显低于无榜样的控制组儿童。换言之，非攻击性榜样能起到抑制攻击行为的作用。

3.因为儿童倾向于认同父母或与自己同性别的其他成人，被试“模仿同性榜样的行为远远超过异性榜样的行为”。

4.由于在社会上，攻击行为主要是一种极典型的男性行为，男孩比女孩更倾向于模仿攻击行为，尤其是在给被试呈现男性榜样时差异更明显。

研究者得到了斯坦福大学附属幼儿园的管理人员和教师的支持和帮助，从而获得研究中所需要的被试。参加这项研究的被试由36名男孩和36名女孩组成，他们的年龄在3至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岁零4个月。24名儿童被安排在控制组，他们将不接触任何榜样；其余的48名被试先被分成两组：一组接触攻击性榜样，另一组接触非攻击性榜样，随后再按男女分组。最后，各组分出一半被试接触同性榜样，另一半接触异性榜样。这样最终得到8个实验组和1个控制组。你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某些儿童原先就比其他人更有攻击性怎么办？ 班杜拉通过事先获得每个被试的攻击性评定等级，从而克服了这种潜在的问题。

每个儿童分别单独接触不同的实验程序。首先，实验者把一名儿童带入一间活动室。在路上，实验者假装意外地遇到成人榜样，并邀请他过来“参加一个游戏”。儿童坐在房间的一角，面前的桌子上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有土豆印章和一些贴纸，这些贴纸颜色非常鲜艳，还印有动物和花卉，儿童可以把它们贴在一块贴板上。随后，成人榜样被带到房间另一角落的一张桌子前， 桌上有一套儿童拼图玩具，一根木槌和一个5英尺高的充气波比娃娃（一种大的不倒翁充气小丑，当用拳猛击或用脚踢时能再竖起来）。实验者解释说这些玩具是给成人榜样玩的，然后便离开房间。无论是在攻击情境，还是在非攻击情境中，榜样一开始都先装配拼图玩具。但一分钟后，攻击性情景下的榜样开始用暴力击打波比娃娃。对于在攻击条件下的所有被试，榜样攻击行为的顺序是完全一致的：

榜样把波比娃娃放在地上，然后坐在它身上，并且反复击打它的鼻子。随后榜样把波比娃娃竖起来，捡起木槌击打它的头部，然后猛地把它抛向空中，并在房间里踢来踢去。这一攻击行为按以上顺序重复三次，中间伴有攻击性的语言，比如“打他的鼻子……打倒他……把他扔起来……踢他……”和两句没有攻击性的话：“他还没受够。”“他真是个顽强的家伙。”

这样的情况持续将近10分钟，然后实验者回到房间里，向榜样告别后，把孩子带到另一间活动室。在无攻击行为的情境中，榜样只是认真地玩10分钟拼图玩具，完全不理波比娃娃。班杜拉和他的同事们努力确保除要研究的因素——攻击性榜样对非攻击性榜样以及榜样性别——以外的所有实验因素对每名被试都是一样的。

愤怒或挫折感的激发

10分钟的游戏以后，在各种情境中的所有被试都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非常吸引人的玩具，如救火车模型、喷气式飞机模型、包括玩具木橱和玩具车在内的一整套玩具娃娃，等等。研究者相信，为了测试被试的攻击性反应，使儿童变得愤怒或有挫折感会令这些行为有更多发生的可能。为了实现这种目的，实验者先让被试玩这些有吸引力的玩具，不久以后，告诉他们这些玩具是为其他儿童准备的。但是也告诉被试，他们可以到另一间房间里去玩别的玩具。 检测对攻击行为的模仿在最后的实验房间内，有各种攻击性和非攻击性的玩具。攻击性玩具包括波比娃娃、一个木槌、两支掷镖枪和一个上面画有人脸的系绳球。非攻击性玩具包括一套茶具、各种蜡笔和纸、一个球、两个玩具娃娃、小汽车和小卡车，以及塑料动物。允许每个被试在这个房间里玩20分钟，在这期间，评定者在单向玻璃后依据多条指标对每个被试行为的攻击性进行评定。

攻击行为的评定指标

总共评定被试行为中的8种不同反应。为清楚起见，我们只概述4种最鲜明的反应：首先，研究者记录所有对榜样的攻击行为的模仿，包括坐在波比娃娃身上，击打它的鼻子，用木槌击打它，用脚踢它，把它抛向空中；第二，评定被试对攻击性语言的模仿，记录他重复“打他”“打倒他”和“砰”等的次数；第三，记录被试用木槌进行的其他攻击行为（也就是用木槌击打娃娃以外的其他东西）；第四，用列表的方式列出成人榜样未做出而被试自发做出的身体或语言的攻击行为。

实验结果支持了班杜拉和罗斯等人在实验前提出的四种假设中的三种。那些看到榜样做出暴力行为的被试倾向于模仿这种暴力行为，男性被试每人平均有38.2次、女性被试平均有12.7次模仿了榜样的身体攻击行为。此外，男性被试平均17次、女性被试平均有15.7次模仿了榜样的言语攻击行为。这些特定的身体和言语攻击行为，在无攻击行为榜样组和控制组几乎没有发现。

班杜拉和罗斯称，他们已经证明在不给榜样或观察者任何强化物时，特定行为（这里指暴力行为）是如何通过观察和模仿而习得的。由此得出以下结论：成人的行为向儿童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这种形式的暴力行为是允许的，这样便削弱了儿童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他们指出，当儿童以后遇到挫折时，他们可能更容易表现出攻击行为。

在实验进行的时候，研究者们可能还没想到它将来会产生多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美国文化中，电视已经成为一种重要力量，消费者们开始逐渐认识到电视暴力对儿童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国会至少举行了3 次有关电视暴力的听证会，班杜拉和其他心理学家的工作也被涵盖其中。

两年后，班杜拉和他的那两位助手进行了一项后续研究，目的是考察电视或其他非人类的攻击榜样对被试的影响力。他们使用了类似于“波比娃娃研究”的实验方法。班杜拉、罗斯和罗斯设计了一个实验，比较了真人榜样和电影或卡通片中的榜样做出相同攻击行为时对被试的影响。结果证明，真人榜样影响力最大，电影榜样位居第二，卡通片中的榜样名列第三。但不管怎么说，三种形式的攻击性榜样对儿童的影响都比非攻击性榜样或无榜样明显得多。

令人振奋的是，班杜拉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在特定的条件下，榜样的暴力影响可以被改变。回想一下他早期的研究，实验者并未对榜样和被试的攻击行为给予奖赏。但你是否想过，当儿童观察到榜样因暴力行为而得到强化或惩罚时又会怎么样？班杜拉（1965）检验了这种观点，并发现当儿童看到暴力行为受奖励时，他们会更多地模仿暴力行为；当榜样的暴力行为受惩罚时，他们会明显减少对攻击行为的模仿。

对班杜拉这些研究的批评指出，对充气娃娃的攻击行为不同于对人的攻击，并且孩子们知道这两者的不同。在班杜拉和同事研究的基础上，其他研究者检验了榜样的暴力行为对真正攻击行为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班杜拉的波比娃娃的实验方法（Hanratty， O’Neil，& Sulzer，1972），先让孩子们观察成人榜样的暴力行为，然后使他们产生很大的挫折感。此时，孩子们常常会对真人（一个穿得 像小丑的真人）产生暴力行为，不论这个人是否是引起挫折感的原因。

由于儿童越来越容易接触到各种各样迅速发展的媒体渠道，社会对媒体暴力效应的关注也在不断地增加。因为阻止儿童接触到媒体暴力是不可能的，所以，研究的焦点不断集中到如何防止儿童将媒体暴力转化为现实攻击性的策略上。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发生后，这方面的研究急剧增加，并且在可预期的将来会继续成为研究的前沿。